尽管人们仍然害怕，担心冠状病毒的变异和进一步传播，但是目前要做的是正视它。仅在美国，2018-2019年冬季就有8万人死于H1N1流感。到目前为止，H1N1已经在美国造成1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美国每年有1.2万至6.1万人死于流感。但没有人认为这些人的死亡是由于美国政府不作为所导致。
《柳叶刀》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每年有29.1万至64.6万人死于流感。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4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约一半死于酒后驾驶。冠状病毒是很厉害，但即使是最坏的预测，造成的死亡和伤害也比上述事故要少得多。
历史学家和核战略家罗伯塔·沃尔斯特特（Roberta Wohlstetter）1962年的著作《珍珠港：预警与决策》（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是一本我非常推崇的关于决策理论的书。虽然已经读过很多遍，但我仍然会时常翻阅，也推荐给对决策感兴趣的读者。
这本书讲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突袭。美国当局显然清楚美国舰队在停靠时容易遭到攻击，但他们也知道，船只在港口需要大量时间维护。鉴于高昂的成本，美国舰队不可能每次收到雷达信号或其他信号的预警就离开珍珠港。沃尔斯特特提出了“应对模糊警告成本”这个概念。她发现，虽然有很多警告信号表明，日本可能会在12月7日上午发动攻击。但由于在过去几年里，类似的预警信号时常出现，如果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模糊预警都作出回应，其成本过于高昂。
袭击发生后，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确有一些警告信号，如果高层当时采纳了这些预警信息也许会拯救舰队。军队的高层后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发现这些信息，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沃尔斯特特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不该草率行动。如果没有发生袭击事件，逃离港口无疑将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如果有证据证明个人有明显的腐败或渎职行为，他们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沃尔斯特特的理论也可用于分析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实际上，政府每年都会收到许多健康威胁的预警，其中大多数并不是太严重。鉴于当时掌握的信息，政府决策者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回应这些模棱两可的预警。
而在当代历史上，像武汉封城这样对特大城市的进行隔离的举措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也可以看看最近其他的流行病情况。艾滋病毒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造成了大量死亡。如果早期能对小部分人做及时的隔离处理，就可以有效阻止病毒传播，不至于酿成后来如此多的悲剧。
同样，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人服用鸦片类药物且毫无节制，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主要原因是担心影响到一些制药公司的利润。
一些专家试图在冠状病毒问题上捡便宜，获得大众好感，这一点颇令人反感。讲好听一点是他们对历史和决策理论一无所知。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对大众隐瞒了信息。
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盖布雷耶苏斯（Tedros Ghebreyesus）1月30日表示：“在过去几周里，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病原体，迅速升级为爆发的态势，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对。中国发现疫情、分离病毒、测序基因组并与世卫组织和全世界分享，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在保持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国家方面也做的十分出色。在许多方面，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
坦率的说，中国政府针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预警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惊到了我。全世界都应该祈祷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很多人会因此而获救。
